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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宋帝国与运河》:大运河,为何与“国运”息息相关

20-11-16 09:41 来源: 新华日报 编辑:张兰琴

  《唐宋帝国与运河》:大运河,为何与“国运”息息相关

  《唐宋帝国与运河》

  著名古代经济史大师全汉昇先生在《唐宋帝国与运河》这本书中爬梳了大量史料,以论证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原因和其在帝国兴亡中的重要作用。

  隋亡之后,大约一千五百年间,人们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件事可谓议论纷纷,以诗为证:比如“那堪重问江都事,回望空悲绿树烟”,劳民伤财要永享繁华富贵,不料转瞬皆成空,这是悲哀叹息的;也有大力讽刺的,比如“玉玺不缘归日角,锦帆应是到天涯”,说隋朝要不是灭亡了,估计隋炀帝能一直浪到海南岛;也有谨慎点赞的,比如“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”,指出隋炀帝恣意享乐固不可取,修大运河的功绩仍足以彪炳青史。

  各家各话,各有道理,若要作者全汉昇选一句,我觉得老先生很可能要选唐人皮日休的这句诗,“应是天教开汴水”。隋炀帝开运河是老天爷唆使的?对,按本书的观点,大运河工程的幕后推手的确是老天爷。这可不是在宣扬迷信,在现代语言里,我们通常把“天”这种力量,叫做“时代的客观形势”。在那个时代节点上,大运河属于不得不修,就算隋炀帝不修,也会有其他人物出来修。

 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?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初现雏形的时代。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客观形势,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,即军政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两相分离。

  秦汉时期,西北关中地区,不但山河险要,是国防重心,同时沃野千里,也是农耕经济的重心。而隋唐时期的军事政治中心,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,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,可是,由于汉末以后战争频繁,北方生产事业大遭破坏,而屡次的衣冠南渡却把知识和技术带到南方,使得南方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开发。

  经济重心已迁移到南方去了,而军政中心却仍在北方。这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,在军政中心聚集了大批军队和官吏群体,常年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,而当时的关中已经供养不起了。如何把军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顺畅连接起来,凝固成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?这就是摆在隋唐大帝国面前最严峻的问题。

  为解决这问题,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,便应运而生。自开通以来,它便成为了隋唐乃至北宋帝国的大动脉,它的通滞与帝国兴衰紧密相连——运河通,则帝国兴,运河滞,则国运替。大运河,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命运的晴雨表。

  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古时期的经济地理,也催生了一大批繁荣的历史名城,甚至让某些原始的宏观调控成为可能。

  比如说,洛阳和开封这两座古城,之所以能在唐宋称“都”成“京”,就是拜大运河所赐。在唐代,女皇武则天甚至把东都洛阳誉为“神都”,将近二十年时间都在洛阳办公。事实上,从唐太宗起,中央政府经常会在洛阳和长安之间来回搬迁。为什么要这么折腾?说句大白话,因为“长安供不起,洛阳有饭吃”。洛阳处于大运河北端,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都先在那里集中,然后转运长安与北方各地。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,也是如此。北宋吸取前朝藩镇割据的教训,在军政上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,中央政府和军队更为庞大,对物资的需要比唐代更高一个量级,经充分衡量后,经济需要压倒了山河之险,不得不将政治中心放在了汴州。

  此外,大运河把中国纬度、气候、物产、文化风俗不同的地方联络起来,势必促进商品交换、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,共同构成繁荣灿烂的帝国光景。沿河的一系列城市,如镇江、杭州、扬州、睢阳、宿州、泗州等,都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,并发展为繁华的城市。可以说,在“春风十里”“二十四桥”“东南形胜”“十万人家”的歌声里回响的,是大运河的脉动。

  北宋在强盛时期,甚至借大运河之力,创造性地实行了一些国家宏观调控——在沿运河各州设立发运司和转般仓制度。发运司备有巨额本金,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平价购买粮食,贮藏在各州各路的转般仓里,当某些地区由于歉收或者事故,没有按期把米运到时,会由发运司把贮藏的物资运往汴京,歉收的地方则按平价交钱来代替实物。这样既保障了税收,也让歉收地区不必大费周折高价购粮,甚至可以及时得到赈济。依靠大运河,帝国在时间上和空间上,实现了供求调节和地区平衡。

  可见,运河畅通的时期,就是帝国全盛的时期,反过来,运河阻滞也伴随着帝国的衰落。

  在安史之乱和唐末时期,武装割据势力各霸一方,运河这条大动脉被切断,南方物资再不能大量运往北方、支撑政权的时候,大唐帝国便随着经济基础的动摇而力量削弱,以至于灭亡了。这个现象甚至表现在文学作品里。读过《水浒传》的人,一定记得一个词——生辰纲。“纲”,是指北宋漕运船只的编队。在宋徽宗时期,发运司把籴米本钱孝敬了喜爱艺术的皇帝,权臣蔡京兴花石纲之役,运送物资的漕船被奇花异石挤占。运河这条大动脉不能再为帝国输送养分,北宋灭亡便也指日可待了。

  而在南宋与金国对立时期,大运河的江南段曾支撑南宋偏安百五十年,但整体上,这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已经荒废。在经脉断绝的条件下,南宋和金自然都没有力量来对抗漠北的新兴民族,从而分别陷于崩溃的命运。

  大国基建,功过兴衰,是百千年之事,研判的眼光,也需百千年之远,这也许是《唐宋帝国与运河》给读者最大的启示。(王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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